在《惹蘭勿剎之夜》中，一個男人去尋找職業妓女，而她竟然是他以前的同學和戀人。當我們以為這是一個關於女人墮落的標准感傷故事時，結局卻揭示出一個打擊賣淫的陰謀，而身為臥底警察局長的男主角陷入了雙重困境，不知道自己的同情心和正義感該何去何從。同樣，《過番謀生記》的情節也很傳統，它講述了一個勤勞的移民在發財後挑選了一個馬來女人為妻，但故事的結尾卻變得更加復雜，它描寫了留守妻子的妄想心理狀態。



我們遵循約翰·卡韋爾蒂（John Cawelti）的論點，即寫作公式「可以加速作家與讀者之間的交流……因為公式的作用是反映某種文化中讀者群體共享的價值觀和假設」。因此，我們不難理解，劉以鬯的移民敘事往往是圍繞「做一個忠誠的丈夫、一個負責任的父親和一個正直的人」的美德而展開的道德故事。劉以鬯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有關移民經歷的寫作模式。…

我們通常以二元對立的僵化視角來看待冷戰，但這種視角無法捕捉到社會世界中的關系。這一時期的政治力量博弈不僅包括新舊帝國之間的談判與合作，或在地區范圍內自上而下地實施帝國基礎設施。此外，還有一些橫向網絡，它們既是帝國權力分配的產物，也是帝國權力分配的阻力。許多歷史學家對冷戰時期香港、新加坡和馬來亞的政治結構進行了研究，這些政治結構超越了直接的地區范圍。我將借鑑這些已有的學術成果，描繪影響華語文化生產的地區政治力場。



例如，歷史學家杜贊奇（Prasenjit Duara）認為，冷戰見證了帝國主義的新格局，這種新格局「不再強調基於民族間先天差異，也不再強調優越和剝削的必然命運」，而是「以發展…